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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向政府讨债28年:儿子无钱治病去世

发布日期:2016/6/30  查看次数:1062 来源:网络  作者:不详

 
 
    核心提示:28年来,每个月陈伯宇都会去兴宁镇政府讨债陈伯宇家如今已经一贫如洗几乎每一任书记、乡长、镇长都给陈伯宇写过证明28年前,湖南郴州农民陈伯宇是远近闻名的“陈百万”,但自从接下原坪石乡(现兴宁镇)的电站工
 

28年来,每个月陈伯宇都会去兴宁镇政府讨债

陈伯宇家如今已经一贫如洗

几乎每一任书记、乡长、镇长都给陈伯宇写过证明

28年前,湖南郴州农民陈伯宇是远近闻名的“陈百万”,但自从接下原坪石乡(现兴宁镇)的电站工程,陈伯宇的好日子就到头了。电站的工程款,原坪石乡政府从1988年一直拖欠到现在。向政府讨债28年,陈伯宇从“陈百万”变成了“陈低保”。当初他举债垫资做工程,之后只能借高利贷还钱。如今的陈伯宇,儿子无钱治病去世、孙女上学都要靠人接济,至今无法让工友相信自己从没有昧了他们的血汗钱。

28年来,政府欠下的债务,几乎成了陈伯宇生活的全部。这个农民与政府的债务纠纷在2015年艰难立案,但一、二审均因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而败诉。最终湖南省高院要求重审此案,陈伯宇才看到了一线曙光。再审之前,兴宁镇政府终于同意调解。6月29日上午,陈伯宇向郴州中院递交了《撤回再审申请书》,如果没有意外,在兴宁镇政府收到裁定后的15个工作日,将支付给陈伯宇欠了他28年的钱。

一项中途停工的水电工程

砖结构的老房子,里面没有一块瓷砖。家里只有一台吊扇,锈迹斑斑,电视也还是多年前的老样式。陈伯宇的家在双峰县杏子铺镇高泥村,和村里其他亮堂堂的楼房相比,陈伯宇的家显得无比破落,但是村里人说,“这是附近几个村子最早的楼房,经常有人来看。”

村民指着陈伯宇的破屋说:“当年他家的家具都是雕花的,那个时候都讲万元户,他可已经是‘陈百万’了。”

在当地大多数人一贫如洗的上世纪80年代,陈伯宇搞工程,带领几个队、几十个工人,凭着“老实靠谱”,他在湖南省资兴市的工程队越做越红火。1988年11月,他承包了资兴市原坪石乡(现并入兴宁镇)税里二级电站一期建设工程。1989年9月15日,836米的引水渠工程验收,但当地政府并没有立刻结算工程款,而是给他出了一个工程款明细单,显示141230元整。随后,因为资金紧张,本来要继续再建的电站宣告停工。陈伯宇当时收到的通知是,钱到位了会随时开工。

这期间,陈伯宇向当地政府预支了部分生活费,一共2万元。陈伯宇的老伴朱青春回忆,当时整个工程队都在硬撑,“我当时给他们(工程队)做饭嘛,然后没钱买菜了,就回去摘自家菜园的菜,拿鸡蛋。大家都等着那水电站再开工,就这么等,我们垫上了所有的积蓄。”

当时陈伯宇手里有政府的工程合同,有工程款明细单,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先垫垫,帮政府渡过难关”。

“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政府说先做再给钱,那自然是相信政府。”陈伯宇并没有想到,这笔钱却拖垮了他的后半辈子。

一群人的讨债“领导换了,管事的都调走了。”陈伯宇意识到要把讨债提到明面上来说是在1990年以后。“换了新的领导,去了没好脸色,也不清楚之前的情况,总说现在没有,以后再说。”陈伯宇没有办法,每次只好回来,但是当时跟他一起干活的人越来越“呆不住”了。

“每天工钱三块五,1988年,已经算高了,那时候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二三十块钱,大冬天去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陈伯宇的同乡、现在是双峰县杏子铺镇万年村村主任的刘国富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跟着陈伯宇干工程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小年轻,当兵刚回来,“陈伯宇是我老乡,他工程队也做得大,我就去了。但我没想到,跟着他做了大半年,工钱却欠了我近千元。”

刘国富承认自己也去陈伯宇家讨过债,“现在不在乎,那个年代,太在乎了,那是好大一笔钱。”

工钱始终给不出,陈伯宇的工友们逐渐对他丧失了信任和耐心。他们不知道到底是政府没给陈伯宇钱,还是陈伯宇昧了大家的血汗钱。陈伯宇能拿得出的,只有当时的工程款结算单,而这张“政府欠条”根本无法说服讨债的人。

“政府一共欠我十二万多,因为工程是垫资,我欠别人材料钱,也欠工友们的工钱。我没有那么多积蓄,可有那么多人来找我讨债,咋办呢?我只能借高利贷。”陈伯宇说,从1992年到2000年,他每天都在拆东墙补西墙,过年不敢回家,家里每年新收的谷子都会被上门的债主拿走。当年的“陈百万”变成了如今的“陈低保”,连过年杀头猪,债主们都会“你一块我一块”地分。甚至,小儿媳妇刘金莲在镇上开的服装店,也有人二话不说就拿走衣服,“最后只好关门,全家人都不敢呆在双峰,出去打工避难,你在本地做生意,永远不得安宁。”

小儿媳刘金莲说,“当时和丈夫谈恋爱的时候,别人说他(陈伯宇)家条件那么好,你嫁过去只有享福,结果却是能过一个安稳日子都是奢侈。”

兴宁镇政府欠陈伯宇钱的事,杏子铺镇很多人都知道。不少人都劝他算了,但陈伯宇不答应,因为他自己也欠着一屁股债。

28年的讨债线路

28年来,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个月陈伯宇都会去兴宁镇政府讨债。

老伴朱青春说:“一般是周六晚上给他准备一下,我会煮点鸡蛋,找点饼干,夏天给他塞件衬衫,还有越来越多的材料。”

讨债是一条固定路线,陈伯宇每个周日的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搭乘摩托车去双峰县,花99元坐汽车到郴州,再花10元坐车到资兴市区,一般早晨6点钟他会到达兴宁镇(原坪石乡)。当天陈伯宇会住在熟人家,他等着第二天的周一。

“周一书记、乡长都在,能跟管事的说上话。”陈伯宇说,“好说话的领导,就会说现在没有,不好说话的,一般直接走人,根本不理我。”

在兴宁镇碰了壁,陈伯宇就会返回资兴市,“去市委、人大办公室、信访局。”一开始陈伯宇不知道流程,后来这些部门转的程序熟悉了,他不需要门卫打电话,“我知道几楼办公,不用打听了。”再次碰壁后,陈伯宇就会去郴州,再去长沙,去湖南省信访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有时候能够碰到一些好人,给我一些指令性的东西,或者帮我打电话,指定郴州资兴信访局要接待。”陈伯宇说,这时候,他就会特别开心,“巴不得连夜赶到郴州。长沙什么时候最早一趟、最晚一趟去资兴的班车,我都清楚得很。”

“资兴市信访局每周五都有重要领导值班,我都是周五一大早就去排队。”然后不管得到什么答复,陈伯宇都清楚周五下午后的两天任何人都找不到,他会坐周六一早的班车回家,“以前交通不方便,我经常夜晚才到村子里。”

那时陈伯宇在村口喊,老伴朱青春会去接他。有时候朱青春会问一些情况,陈伯宇就会“凶”她,不理她。

“大多数时候,干脆一言不发。”朱青春告诉北青报记者,“后来我也不敢再问他,看到他跟别人说话,我就假装干活偷偷听一点。”

“很多人都说,这么多年,我的路费都比政府欠我的钱多了,我其实也没算过。”陈伯宇说,也有人建议他去“闹一闹”,他则坚决摆手,“我不干违法的事情,我这是合理合法的钱,他们不能不给我。”

超过20年诉讼时效被两次驳回“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赶紧要钱,不然当官的换人了咋办?”朱青春说,讨债刚开始的两年,甚至一度进入调解阶段,但法院的人说政府只愿意给陈伯宇3万元。

北青报记者采访时,陈伯宇展示了1992年11月2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信访回执,上面写道:“如符合事实请审查指定资兴或你院立案。”

1992年11月中旬,郴州中院转资兴市人民法院告申庭:“陈伯宇来我院反映并递交起诉状。现将起诉状转来你庭,请你庭依照民诉法的规定依法审查。如符合起诉条件则应立案受理,如不符合起诉条件,则应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当时要是能立案,就不会拖这么久了。”陈伯宇讲述,当时自己见到一位愿意主持调解的陈姓厅长,对方跟自己说,“你要愿意两三万拿了,我可以帮你们调解。”对于陈伯宇来说,这很难接受,十几万变两三万,剩下的为什么要自己吃亏。“那时正是我被别人追债最难的时候。”陈伯宇拒绝了,于是此后再无消息。

28年间,从坪石乡到兴宁镇,陈伯宇找过每一任书记、乡长、镇长,只有在合并乡镇之前的一位书记未给他写证明。曾担任坪石乡乡长兼电站指挥部指挥长的熊玉忠,担任坪石乡党委书记的王甫、蒋振平及坪石乡办公室秘书的曹绍斌等人均给他出具了手写证明,以说明项目以及欠款的存在,有的是在十几年后补写的,有的甚至是在弥留之际,在病床上写给他的证明。

当时担任税里二级电站站长的樊七斤负责电站工程的施工管理,“我很清楚当年的情况,我还帮他写过材料,这么多年来也一直陪着陈伯宇到处跑。我就纳闷了,那些领导们不嫌烦吗,我都跟着他去了不下二十次,哪怕到后来陈伯宇修的电站都卖掉了,还是说没钱。”

找镇政府讨债让陈伯宇变得一贫如洗,他请不起律师,甚至请不起人帮他写材料。

陈伯宇的代理律师曹远泽是他的老乡,“他找我之前已经换了几次律师,因为他总是没有钱,律师们算是在接力援助他。2015年,终于可以立案了,但一、二审都被法院判决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而败诉。”

讨了28年的债务再度陷入死局。

“政府不会不还我钱的”

陈伯宇的转机来自于媒体的介入。

随着当地媒体报道了陈伯宇向政府讨债28年的事,陈伯宇也向湖南高院申请了再审。2016年5月16日,湖南高院指令郴州中院再审此案。陈伯宇迎来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调解。

6月28日上午9点,湖南省资兴市就陈伯宇和原坪石乡工程款纠纷进行调解,一天后,达成协议,以21万元“了结一切”,包括陈伯宇工程款本金、利息、差旅费等各项费用。条件是让陈伯宇撤诉,并删掉对兴宁镇不利的帖子和言论。陈伯宇同意了。

陈伯宇在调解庭上说:“我74岁了,我父亲活到84岁,我也就这样了,不想争了。”但是在协调的时候,陈伯宇还是给老伴打了电话,“我要30万,他们说只给21万,有点少,但是他们不想多给了,律师也尽力了。”老伴朱青春在话筒里说,“我相信,你尽力了,以后不用再跑了,我怪高兴的。”

朱青春跟老伴说高兴,却对北青报记者说她心里很难过。

朱青春总是想起被镇政府欠债以前的生活,在1988年周边人们大多没钱上学的时候,夫妻俩已经把大儿子送去长沙读大学了。老二虽然身体有点残疾,却也读了初中,家里一直有钱给他找好医生。三儿子也在长沙读了中专,之后去当兵,连小女儿都读了高中。

但被镇政府欠债之后,陈伯宇一家的日子天翻地覆。

老二的病再也没钱治了,三儿媳刘金莲至今记得朱青春哭着去找她,求她“救救你二哥吧”。但是刘金莲也只能拿出千把块钱,老二最终还是去世了。

“老二没了后,二儿媳也走了,他们的孩子没爹没妈,每天不开心。”朱青春说,她没办法怪谁,“因为要不回这钱,老头子(陈伯宇)会憋屈死。”

陈伯宇说他不想计较1988年的12万元和现在21万元的区别,“只能往前看,至少政府承认了,没有赖账。另外,我可以拿着这笔钱去还账,全还清了,大约能剩下不到3万元,就供我孙女读大学吧。我就算死了,不亏谁的钱,那些以前跟我干活的,也知道我不是无赖。”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王晓芳(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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